[52]  王守仁：《传习录下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三，吴光等编校，第133页。

他的感慨，成为千古难题，实属为师者的肺腑之言——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学生，塑造出完美的人，更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成才，而现实却不尽人意。故而《论语》开篇即讲为学，广学才能增识，好问才能开启求道的大门。

能够明辨是非善恶，选择善，并能坚守大道，固执不变，这样的诚者，就是儒家的圣贤——反身而诚，正己安人，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。不论是生死大事，还是往来之小行，甚至是苦乐等细微之感，都是每个人的本己之事，别人不可代行，也无法代之，这不属信托范畴。其方式是反求诸己，不怨天，不由人，反躬自省，在长期的修炼之中不断完善自身，从而塑造出完美的人格。只是这样的规定，不仅有益于避免伪装的横行，还能防止他者对共同之善的破坏。如此完美的人，凡夫俗子能够企及吗？虽然孔夫子叹言：唯上智与下愚不移，但他自己就是一个伟大的师者，倡导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，且育人三千，贤者七十余人。

不论大小乘，都有要遵循最基本的戒律，即五戒与十善，以断恶修善，一心向善，诸恶莫作。二、由己：修身之学的自我规定 这种为己的修身之学，是行为者的一种自觉行为，已经走出蒙昧之态，渴望寻求值得过的生活。学与思，构成孔子求知的完整方法。

智能上的成就，可以给客观世界以秩序的见立。这才是人类所追求的大目的。孔子删订《六经》，今人每引为疑问。准此以推，其对《书》，亦必有所整理与阐述。

人只有发现自身有此一人格世界，然后才能够自己塑造自己，把自己从一般动物中，不断向上提高，因而使自己的生命力作无限的扩张与延展，而成为一切行为价值的无限源泉，并把客观世界中平列的分离的东西融和在一起。《论语》上所说的学，有广狭两义。

而不知《左》《史》系以国政为中心之记录，其势不能尽其详密。推理乃思考的主要内容。（一）为学的总的精神，我想以主忠信（《学而》）作代表。（《卫灵公》）但从有教无类这句话看，他是把教育自身的价值，远放在政治的上位。

（二）求知的方法，略可分为下列二端。孔子所说的仁，正指的是此一内在的人格世界。第六，人格世界的完成，这即是统摄上述各端的性与天道的合一，而为后面所要详细叙述的。所以《春秋》华夷之辨，乃决于文化而非决于种族。

都与这里所说的内在的人格世界无关。他公开说他的学生仲弓可以南面。

而此处所说的忠信，乃绾带着文、行两方面，为两方面所必不可少的共同精神。以孝弟为为仁之本（《学而》），这是下学而上达。

以治史而论，应以《论语》订正《左》《史》之疏漏，岂可反据《左》《史》以疑《论语》？且此二事当时子路已不以为然，若非确出于孔门之故实，弟子中谁肯造作缘饰，以诬蔑其师？《墨子·非儒篇》述齐晏婴对景公之问，谓孔子是劝下乱上，教臣杀君……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，又引孔悝乱乎卫，阳货乱乎齐（《间诂》）谓‘当从《孔从子》作鲁），佛肸以中牟叛等以证其说。因为如后所述，内在的人格世界之自身，即要求向客观世界的开发。也可以这样说，周初是少数统治者的自觉，《诗经》末期及春秋时代，则扩展为贵族阶层中的自觉，孔子则开始代表社会知识分子的自觉。中国历史中所表现的对异族融和同化之力特强，这和孔子的这种思想，有密切的关系。根据《公羊》《榖梁》的记载，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，而卒于哀公十六年（纪前五五二至前四七九年），这正是《春秋》的所见世。所谓无为而治，即是政治权力的自身消解。

《庄子·天下》篇谓《春秋》以道名分，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谓：《春秋》辩物之理，以正其名，名物如其真，不失秋毫之末。……名丘字仲尼，姓孔氏。

但孔子自身，已由贵族而下降为平民，较之当时贵族中的贤士大夫，可以不受身份的束缚，容易站在一般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。因此，违仁不违仁，乃属于人自身内部之事，属于人的精神世界、人格世界之事。

这一点，在后面还要较详细地说到。由此而将客观世界乃至在客观世界中的各种成就，涵融于此一仁的内在世界之中，而赋予以意味、价值。

读古人之书，尤其是读《论语》，若不把上面这些分际弄清楚，便会以自己的混乱，看出古人的矛盾。而《易传》虽非孔子所作，但其出于孔门，则无可疑。韩愈《原道》中综述这种意思说：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，则夷之，进于中国，则中国之。以这样的生命主体面对着知能在客观世界中的成就，常常会感到自己并把握不住，甚至相矛盾冲突。

虽其所述者，不免过甚其辞，意存诬蔑，但不能谓其毫无根据。楚称王已久，当时固视为南蛮鴃舌之邦，但在孔子看来，并无异于鲁卫。

孔子既重思考，自然重视推理的能力。宗教家的天堂，乃是信仰的构造。

儒家政治，以天下为对象而言，平天下，实系以普遍性的人间为其内容的。此四毋，一面是到达的境界，一面也是为学时的精神状态。

他在《论语》中所说的德治，即是要当时的统治者首先以身作则的政治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（《述而》），朱元晦以信古释之，则此句中之而字为无意义，因有一而字，乃表明一句中，含有两事，如上句述而不作，述与作正是两事。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（《公冶长》）。同时，一样的话，说的对象不同，表达的方式也因之而异。

由此当可了解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，很明确地发现了，并实践了普遍的人间的理念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而孔子答颜渊问为邦，则主张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《舞》（《卫灵公》），是固斟酌四代，何尝仅以周为限？言非一端，这种地方，学者正应用心去了解。

第一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由孔子而确实发现了普遍的人间，亦即是打破了一切人与人的不合理封域，而承认只要是人，便是同类的，便是平等的理念。当他说古之狂也肆……古之矜也廉……古之愚也直（《阳货》）这一类的话时，都是在各种不同个性中发现其擅处长处而加以成就的意思。

综合以观，则孔子之删订《六经》，并各赋予以新的意义，一面总结了他以前的文化，同时既通过他所整理阐述过的文献，以启迪后来的文化，这是决无可疑的。尤以关于君臣父子等人伦方面者为甚。